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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9 23:29·六月风888
一、离家南下
1、最后的晚餐
1948年夏天，在国共内战的战场上，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并在各主要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已乏力抵抗，并陆续开始向江南撤退。菏泽地区战云密布，解放军随时都有兵临城下的趋势。
此时，我已小学毕业，并考取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初中部，只待9月开学。但母亲却每天忧心忡忡，如果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会不会连我的性命也会受到威胁。
身为国民党家庭的一员，父亲已经被枪决，很容易株连到我。
正当母亲不知所措之际，国民政府适时宣布，在江南广设“流亡学校”，凡江北即将“沦陷”地区的中学以上学子，可前往江南“流亡学校”就读，全属公费云云。
于是大批学生背井离乡，结伴南下求学。
母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既可以让我离开菏泽远离危险，又可以继续读书。但我能感觉到母亲内心的那种犹豫。因为报名南下求学的大多都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没有像我这么小的孩子。
但母亲再三权衡之后，还是决定让我南下求学。她带我去报了名。报名的时候还遇见了我的小学老师李学光。
李学光老师是我小时就读的菏泽南华第二小学的女校长。她丈夫张文光是当时菏泽国民政府的县长。由于都是国民党家庭，母亲就把她的顾虑说给李学光老师听。
李学光老师也是对国民党的前景表现出一种忧虑，她赞同母亲的决
定。她对我母亲说，“让孩子去吧，读书不读书先暂且不谈，起码能留下一条命，这国民党在菏泽肯定是长不了的。”
就这样，母亲下定决心让我去南京读书。
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深知我这一走，将会面临多少不确定因素，摆在我面前的路会有多难。但是，为了保全我的性命，她也只好拼此一搏了。这是她最痛苦的抉择，也显示了母性的伟大。
在临别前的几天里，母亲为我缝棉袄，做鞋袜，备行装，忙个不停，如同《游子吟》中所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母亲一再叮咛我，“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一切要小心，一切靠自己，要听从师长的话，你要设法活下去，娘等你活着回来……”
母亲也提到了我的姨妈和两个外出读书一直没有音讯的姐姐。她让我一定注意和家中保持联系，生怕我也和大姐、三姐那样，一去就没了消息，生死不明。
1948年农历八月初五，在母亲的召集下，亲人们在菏泽城里宋隅首的外婆家给我送行。
二姐和二姐夫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来了。已经失去爱人的四姐夫也来了。他们给我带来了烧饼、耿饼和红枣，让我带着路上吃。
本来经营茶叶的二姐夫后来又开始做点心生意，他还专门带来了他亲手做的糯米白糖饭给我吃。
二姐夫问我，“还想吃什么尽管说。”
也许是年幼无知，当时我没有半点分别的忧伤，冥想了一会说，
“我想天天吃白米饭。”
不料，二姐夫却哈哈一笑起来，说，“等你到了南方，怕是天天要吃白米饭，到时候要想吃上我们的菏泽烧饼可就难了。”
一边的姥姥和母亲听了这话，又在悄悄地抹眼泪。
我当时没有对以后的事想得太多，只是觉得眼下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心里很惬意。
那次送行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几个半大孩子的欢快和喜悦，家里的大人都阴沉着脸。后来长大了，我才一点点体会到当时家中大人们的悲苦心情。
2、一口糯米白糖饭
在给我准备的送行晚宴上，有一道二姐夫亲手做的糯米白糖饭。许多年过去之后，我还能记起来那糯米的香味和甜美。这是因为最后的一口糯米饭是弟弟让给我吃的。
弟弟叫高秉涛，1937年9月26日出生。他出生时正逢菏泽地区大地震，家乡的土墙房屋几已全倒，所以母亲是在高庄村外的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生下他，给他起的乳名是震生。
弟弟小我两岁，自然家中大人对他十分娇惯。平日里，连我也要让他三分。
给我送行的那天晚上，弟弟似乎也意识到了我即将远行，再次相见不知是何年何月。所以当那碗二姐夫做的糯米白糖饭只剩下最后一口，坐在弟弟身边的母亲把那一点糯米饭拨拉到弟弟碗中时，弟弟并没有吃，而是端着那仅有的一口糯米白糖饭来到我的面前，学着大人的口气说，“哥哥，你吃吧，吃了不想家。”
大概当时年幼的弟弟也是有口无心。我当然也没有想到自那顿饭后，会和家人一别就是几十年，所以当时感受的只是那最后一口糯米饭的香甜。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每每吃糯米饭时，我都会想到那顿亲人们
为我举行的送行宴，更是想起年幼的弟弟把最后一口糯米饭留给我的情形。
那天晚上弟弟的样子像是在我脑海中定格了，以至于很多年后，当我在香港与他相逢时，竟是那样的不适应，我怎么也无法把当年的那个幼小的弟弟与眼前的大老爷们联系在一起。此为后话。
3、在父亲的坟前
1948年农历八月初五晚上。吃过送行饭，母亲便牵着我的手，避开街上的人群，匆匆向位于菏泽城西北方向的高庄走去。
到达高庄已是深夜，奶奶已经在堂屋里睡下。我们家的花脸狗看见我回家十分激动，围着我不停地摇尾巴。
母亲叫我朝着奶奶的房门磕了三个头，表示向奶奶辞别。
在我南下求学这件事上，母亲曾经和奶奶商量过。奶奶是坚决不同意我离开家乡去南京。
奶奶二十三岁丧夫，七十五岁丧子，再也经不起沉重的打击。母亲一方面想保护我，一方面又不想让奶奶过于替我操心，所以只得先斩后奏。
给奶奶磕完头，母亲领着我来到村西头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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